澳门沙金在线平台疯狂的人参
澳门沙金在线平台疯狂的人参黑龙江超过2000亩土地“毁林种参”，背后是人参种植产业与林业资源在东北地区长期对土地的争夺。如今被毁的林地正在恢复，但如吉卜赛人一样在林地间迁徙的参农们还要面临政策与市场变化的危机。
一则描述东北地区的俗语是：黑土地是东北的根，长白山是东北的魂。黑龙江省尚志市帽儿山镇的村民们至少会同意前半句。这个位于长白山支脉丘陵地带的小镇就诞生在黑土地之上，村屯之间都是辽阔的耕地和长满了针叶混交林的小山丘。初春时节，森林还在光秃沉寂的状态，耕地也还没开始承载今年种植的任务。
当地人董爱国很熟悉这些土地。过去30年，他都在东北林业大学体系工作，这所大学在帽儿山镇有的实验林场，他曾经担任过这片实验林场的防火办主任兼管护队队长，自称“当那几年没有不破的盗伐案件”。但最近几年，虽然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他却从一个当地人的角度发现，林地管理的政策越来越严，镇里的林地却变少了。在这些土地上代替森林的，变成了另一种植物——人参。
“过去这几年，帽儿山这边有上万亩林地被盗伐，其中很多被卖给了吉林来的参农，变成了参地。”董爱国站在一块从远处看呈黑色的土地上对本刊说道。这块地大概十几亩，被分成了一条条大约一米宽的田垄，每个垄上隔一两米就有一个由木条搭起的半人高的拱形木架子，上面罩上了黑色的遮阳布，下方的土地上虽看不到什么植物生长的迹象，但当地人都知道，土里埋着的就是还在培育中的人参。
从帽儿山镇里向南沿着土路开车，走十几分钟就能路过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屯，每个村屯附近都能看到大大小小这样的地块，小的几十亩，大的上百亩。这些地块都有一个特征：它们都是带有二三十度斜角的坡地。
“这些坡地以前都是林子”，董爱国说，“就是这几年才把树砍了，变成了参地。”通过对附近其他林地现有树种的分析，他判断这片被砍伐的林地应该是国有天然林，“因为天然林都长得特别直，本地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查找过往的卫星图片资料澳门沙金在线平台官方网站，能发现帽儿山镇南部这些区域在五六年前还曾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与一般的农作物不同，人参作为一种数百年流传下来的“名贵”山珍，当然不会是在路边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而且对生长的环境要求很高。吉林省参茸办公室前主任孙振天告诉本刊，人参一方面怕阳光直射，所以需要在上面搭遮阳布；另一方面，它既需要水分，又怕被水泡了，所以还不能在黏土上种，过水性比较好的坡地沙壤土最为适宜。“这样雨水可以顺着山坡淌下来，你要把水憋住，人参就都被泡烂了。”孙振天说。
特殊的土地要求在过去几百年间做出了自然的选择，就像人们普遍的认知一样，位于东北亚的长白山区成了人参的主产地。相对平缓的山坡上都是高大的椴树、水曲柳和黄杨，把树砍掉，脚下就成了肥沃又带有一定坡度的黑土地。根据孙振天向本刊提供的数据，作为长白山主峰所在地，仅吉林省的人参种植面积就占全世界人参种植总面积的40%以上。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与英国工业时期的“羊吃人”运动如出一辙，人参也在和森林争夺土地。
因为觉得这些行为属于非法毁林，从去年开始，董爱国和一些村民开始向有关部门举报。随着他的举报和媒体的报道，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与当地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并于4月21日发布了调查结果，称已核实的毁林种参地块达79块，面积为2722亩。尽管这个数字与董爱国举报的上万亩相比仍有差距，但也非同小可；再加上被毁林地多为国有林地、村集体所有林地，不是简单的个人林地滥伐问题。
之前曾在帽儿山镇南部某村担任村干部的村民李强军告诉本刊，不管个人还是集体，想要采伐林木都要向林业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树被砍了以后，木材还得从国有林场检查站出来的，再加上林场还有护林员，多重检查下还能有这么大面积的毁林现象，你说这里能没有问题吗？”董爱国问。
问题背后的根源当然与利益有关。李强军告诉本刊，在帽儿山地区，林地是最不值钱的土地。因为附近的五常大米这几年出了名，这里的水田才是最受欢迎的土地。“能种水稻的水田一亩地最低也要10000～15000元，一垧地就要10万元；而附近的林地即使是保护良好的天然林，一垧也就值个四五万，等于不到一半的价格。”而导致林地价格低的原因就在于采伐限额制度。“很多老百姓虽然手里有林子，但不让砍树，也创造不了多少价值，每年维护林地还要一些钱，这里面就有了矛盾”，李强军说。
因为长期从事林地相关的工作，董爱国名下也有几百亩林地。但他前两年也转手了一部分手里的林地。“现在批采伐证特别费劲，只能两眼对着林子干瞅着。”他对我们抱怨道，“有很多老百姓在见不到效益和希望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每年都有几十人进看守所判刑。”所以有人来买林地他就卖了，“谁来买咱就卖给谁，你要能批下来手续你就去批”。
帽儿山的“江湖”上自然有神通广大之人能堂而皇之采伐林地，当地基层政府和林业管理部门对此显然责无旁贷。董爱国的具体举报对象就包括帽儿山镇孟家村村支书王洪义，这个村子的参地数量非常多。本刊记者曾试图联系王洪义，但其电话无人接听。
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帽儿山林场负责人邱玉成则向本刊解释说，这里的确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80年代分地时，受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导致林权的划分不够清楚，尚志林场同时有七家单位管理，包括村集体、国有、国家直属、省里直属等”。他们去年处理了多起相关的案件，目前正在抓紧启动生态修复工作，更多的信息要等调查组发布调查结果。
采访的时候，邱玉成并不在帽儿山林场的办公室里。整个楼道里都空空荡荡，看门的办公人员告诉记者，单位里的人都上山造林去了，因为这半个月是“非常时期”。
走在帽儿山的村屯间，能看到很多整改与恢复的痕迹。从镇南边红星屯的一条小路拐进山，董爱国又发现了一块地，这块十几亩的土地已经分好了地垄，踩上去松软得吓人，就像能陷进去一样。因为地里面还存有不少遗留的树根，能很轻易看出这块地之前就是林地，但土地里并无一物。“这块地本来砍了树准备卖出去的，你看多肥沃。”董爱国指着我陷进去的脚印说，“结果调查组下来了，现在就没人敢买了。”不仅没人敢买，田垄之间还栽上了小树苗，董爱国用手轻轻往上一提就把树苗拔出了地面，“你看，这明显就是为了应付调查组才刚栽的”。
仍在附近不远处种人参的吉林参农赵继铭也很无奈，他的参地边也刚刚栽了几排小树苗。“我从两年前来这里就开始种树了，但是这两年天太旱，年年种年年死，这又是新种上的。”2017年年初，还在吉林的赵继铭听熟识的老乡说黑龙江这边有地可租，他就背着花两万多元购买的100多斤人参种子，跨越几百公里来帽儿山镇红星屯租下了大约半垧地。
在东北，“垧”这个旧时的面积计量单位仍然流行，一垧地一般相当于15市亩。但参农们在交易时更习惯用长度单位“丈”计算，赵继铭这块地大约有500丈，两年多以前的2017年开春，他以每丈150元的价格从土地中介手里租下了这块地4年的使用权。加上买种子的钱，赵继铭在这块地里一下就投入了十几万元。一下子拿出这么大的投入对赵继铭来说并不轻松，他为此通过“五户联保”的方式民间借贷了20多万元。
在2013年之前的几十年间，赵继铭像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在外面打过工，也在家里种过地。虽然家乡吉林省抚松县拥有悠久的人参种植历史，是吉林省人参种植的核心产区，但赵继铭因为家里有10亩旱田，日子还过得去，就没想着做别的。直到这几年，因为家里两个儿子结婚又生了孙子，10口人分那10亩地，实在不够分，又听说种人参赚钱，才跟着老乡改种人参。
但赵继铭谈起自己种参的经历仍一肚子苦水。如他所说，种人参赚的是名副其实的“辛苦钱”，因为人参不像庄稼一样每年都有收获，其生长周期最短也要3年左右。这意味着，一旦外出种参，就得把3～5年的时间扔在异乡的山坡上。
过去几年，赵继铭都是和老伴俩外出种参。两年前背井离乡到帽儿山的时候，夫妻俩没舍得租附近村民家里的房子，而是自己在参地旁搭了一个两间房的帐篷，上面架了几块太阳能板用来发电照明。赵继铭扛了一罐液化气做饭，水则是去附近打水喝。采访的时候，赵继铭的妻子不在，原来是到最近的一个村屯里洗衣服去了。“现在就像出门要饭一样。”57岁的赵继铭苦笑着说。而他们每年要以这样的生活状态在这里度过大约8个月的时间，从开春过来，到下第一场大雪才离开。
与他相比，参地就在几百米之外的吉林参农吴挺华生活的状态就要好得多，开来了一辆丰田皮卡车当作交通工具，还在附近村屯以每年1000元的价格租了村民的房子当作自己临时的家。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在于，吴挺华已经种了快20年人参了。
同赵继铭一样，吴挺华也来自吉林省抚松县。因为更有闯劲，最初也在种旱田的他在世纪之初就投入到了人参行业中。十几年下来，他种参的足迹布满了抚松县周边的区域。“反正比种地赚得多一些。”虽不愿透露太具体的数字，但吴挺华还是坦承，在2010年左右行情好的时候，他也曾一年赚到过十几万元，这至少是当时还在种玉米和黄豆的赵继铭收入的两倍。
但吴挺华也不得不过着吉卜赛人一样定期迁徙的生活。在2017年来帽儿山之前的4年，他在吉林延吉下面的一个村子种参；再往前，他已在延吉南边的和龙市种了5年。
人参成为改变这些参农生活的“潘多拉盒子”，这与人参的另一种特性有分不开的关系。“种过人参的地得隔至少30年才能再种人参。”吴挺华告诉本刊。这个说法也是行业的共识。据孙振天分析，这是因为人参种植时会在土壤里释放自身代谢的产物，时间长了就会抑制自身生长，所以种完一轮之后几十年都不能重复种植。于是，十几年前刚开始种参的时候，吴挺华还能在自己家那边找到山坡平一点、面积大一点的林地；后来家这边地用完了之后，稍微远一点的也行；稍微远点的用完了，就走到其他县市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主要是利用林业采伐基地来人工种植人参。”孙振天向本刊解释道。每年林业部门会按其当年的指标采伐树木，采伐之后会栽种新苗，当时的国营参场就会利用前期这几年，在新苗间隙种人参；几年之后，小树苗长大了，人参也到了成熟采摘的时候，土地就顺理成章还给森林。
用这种采伐基地种人参，吉林省一直坚持到了2010年左右。随着人参的消费群体不断增加，人参的种植面积也在增加，但林地却短时间内无法复种。人参与森林的矛盾终于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从2010年开始，吉林省开始制定林地指标控制制度。“当时我们省规定，每年只新增1000公顷的林地用来种参，原来已经种上的不变。”孙振天说。到了今年，这项政策再次收紧，变成了每年只新开200公顷，交易方式则是公开拍卖。
不管是1000公顷还是200公顷，对于全吉林省超过1万家人参种植户来说都是杯水车薪，且价格高昂，每公顷地的拍卖价一般都在十几万元。于是，如赵继铭这样的中小参农们把眼光转向了隔壁的黑龙江。与人参大省吉林不同，黑龙江地区并不是人参的传统产地。董爱国和其他帽儿山地区村民都说，他们那里在吉林参农来之前没有种参的历史，他们自己也完全不会种参。但作为长白山余脉地区，黑龙江省东部的哈尔滨、牡丹江和七台河等地市也具备人参种植的自然条件。
于是从2010年之后，吉林地区的参农们开始慢慢向黑龙江地区迁移。由于最初几年规模不大，加之黑龙江本身缺乏相关经验，对伐林种参的监管几乎是空白。尽管黑龙江省政府在2015年1月印发了《关于加强林地保护与管理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一切毁林行为，禁止以任何形式开垦林地种植人参等药材，并要求侵占林地必须在2015年年底前收回还林。但多位在2015～2016年来帽儿山地区种参的吉林参农仍然向本刊表示说，这边政策“比吉林松多了”；有仍在吉林当地种参的参农甚至还说：“黑龙江那边不管这些，还鼓励我们过去种呢！”
“你说不种参我们能干啥呢？”谈起这种生活，吴挺华也很无奈，已经到了知天命年纪，外出打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留在家里种那几亩玉米和黄豆吧，从收入上确实不如种参来得多。在圈子里人脉很广的吴挺华告诉本刊，仅他在帽儿山地区认识的吉林参农就有二三十户，不是朋友就是以前的邻居。
人参与森林的矛盾终于因为董爱国的举报也开始在黑龙江爆发了。赵继铭和吴挺华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参地会被政府没收掉，在他们的参农群里，已经有在黑龙江其他地区种参的吉林参农哭诉说自己的参地被当地政府推平了。“我现在就害怕把地给我毁了，那样我就啥都没了。法律上我不害怕，因为我没犯法”，吴挺华说，“树不是我伐的，地不是我开的，我买来就是成品土。”
除了违法的风险之外，雪上加霜的是市场波动带来的变化。“相比种一般的庄稼，人参产业主要是风险太大。”孙振天说，“风险大主要就体现在产量和市场行情的不稳定上澳门沙金在线平台官方网站，你像这两年人参的整个行情都不太好。”
正在自己地旁边晒人参的赵继铭对此很有些话要说。他这些天从附近村屯里雇了十几个村民帮自己干活，每天给他们100块，前前后后要干一个多月，主要就是把最近需要“做货”的人参挖出来，洗干净，再放到自己搭的土灶上蒸熟，晾干之后，这些人参就可以拿出去卖了。然而，今年这些人参的情况不太好，很多人参挖出来后都没有上面那一截“脑袋”的部分，而且很多都又瘦又小，还没有一个女性的手指粗。
赵继铭随手递给我一支刚刚蒸熟的人参，大小和一根圆珠笔差不多，咬一口会有淡淡的草药香气。前几年在延吉种参时，相似的种植条件和方法能产出卖到五六十元一斤的价格，今年只剩下了十几二十块。“二十来块钱你卖不卖？这个东西你喂牛牛都不吃，你就得卖，你还不能扔。”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去年一冬天东北都没怎么下雪。孙振天向我们解释说，没有积雪覆盖的保温作用，埋在浅土层的人参头部就很容易受到气温变化的影响。“所以今年人参就冻死了很多，和好的年份相比，产量的损失可能有20%～30%。”
在赵继铭参地几公里之外的另一块参地上，另一位来自吉林省舒兰市的参农齐武损失更重，他的五垧地仅承包费用就超过80万元，每年其他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要投入超过100万元，但高投入没有换来高回报，换来的却是几十万元的亏损。初春的一个夜晚，在自己刚来这边时花了几万块修的小屋子里，齐武喝醉了拉着我，眼眶发红地说：“去年就门前这块地，我赔了67万元。我花这么高价包的地，就换来了20多块钱的东西。”
仅仅是气候因素倒也不至于让人参的行情如此惨淡，毕竟产量下降也会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现象。但因为这几年大量吉林参农前往黑龙江种参，使得人参的总产量仍在上升，品质却下降了。
孙振天作为吉林省人参行业的专家，一边称赞黑龙江这几年种参面积扩大得很快，一边也抱怨说，大量黑龙江地区的参农因为成本和法律风险等因素选择种植三四年就能“做货”的人参，使得整个人参市场小的人参多，大的少，所以价格必降无疑。“过去你到人参市场看，六年产的人参能占很大的比例；现在你到那儿一看，基本就都是四年的和三年的。再加上现在环保督察查得紧这个因素，有的参农两年就起出来了，这种人参还没长到具有药用价值的程度，只能泡酒。少量六年的人参仍然价格很高，但是量太少，影响不了整体的价格。”
齐武的妻子自己以前不懂这些，后来二婚嫁给齐武后才跟着他来黑龙江种人参，他们种的就是三年到四年的人参，2015年来了之后，去年才第一次有了收获。8月的时候，他们夫妻雇着货车走了个小时，拉了几千斤人参去抚松县的万良人参市场售卖，那里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交易份额据称占全国的80%。到了那边才发现，因为有太多新老参农都在相近的时间点发现了黑龙江这片“热土”，所以大家的收获的时间点也很相近，大量低质的人参充斥整个市场，“没有一家不赔的”。
初至此地时的财富梦想被残酷的现实完全摧毁。在万良人参市场，一位偶遇的参农告诉本刊，他就是从黑龙江过来退货的，因为不敢再继续种了，当初订的20多万元种子和农药都得退掉。赵继铭和吴挺华也都说，等地里的人参明后年都起出来，就是把地白给他们种，他们都不种了。
这次风波之后，所有人都明白，黑龙江这边再也不会重复之前宽松的监管，一定会走向吉林一般的严格控制。4月19号，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毁林种参切实保护森林资源的紧急通知》，表示要全面禁止违法开垦林地种参活动。
举报者董爱国也喜欢吃人参，觉得对身体好，一吃就是一根，有时甚至会流鼻血。他并不赞同一刀切的做法。在采访时一直强调他不是反对种人参，而且参农也是受害者。他自己甚至一度动过种人参的念头，后来因为有违法风险而不了了之。“我其实认为可以按一定比例批林地种参。”董爱国说，“咱们黑龙江这边林地面积大，但是产值低，老百姓只能看着树林干着急。如果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和规则下种参，对我们这边的老百姓也是好事。”
但林地资源终究要走向越来越难以获取的局面澳门沙金在线平台官方网站，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考验，这个行业里的人都在想办法。吴挺华想回去试试辽宁那边“种大田”的办法，这种方法就是在别的地方拉土，把之前种过人参的土地给盖上，继续在新的土层上种人参。过去几年，因为东北的山区里经常在修公路，把树伐掉之后，底下的土层非常肥沃，参农们就以一立方米好几百元的价格把这些土买回来，拉到自家农田里种。
但在孙振天看来，这种方式并没有改变用林地的土种人参的方式，而且这种大量的优质土也越来越少。目前他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非林地种参，也就是在农田和荒山荒坡上种人参。这种技术也是近几年从韩国引进的。另一种相对可行的办法是种“林下参”。2000年左右，吉林地区开始推广这种种植方式，它是在树林里面铺参籽，将来产出的人参与纯野生的别无二致，一根能卖到一两千元。但这种种植方式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做货时间长达15年，导致产量很低；其二就是它仍然需要你有林地资源。吴挺华就告诉我们，他也想过种林下参，但是个人手里也没林地，承包的线年时间，他上哪儿承包去呢？
在技术与土地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孙振天提出向韩国学习，增加人参产业附加值，帮助参农在有限的土地资源里获得发展。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中国人参产量占世界70%以上，产值却不足韩国人参的10%。这里的重点在于，韩国70%左右的人参都被用于食品的制作而非药品。而我国因为人参长期入药的缘故，直到2012年，国家卫生部才放开了人参使用的范围，把它由原来的药品属性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属性。这导致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能吃掉400克人参，在中国则只有30克。
“我去韩国，他们那边吃人参的方式有很多种，像卖饮料的地方就有泡人参喝的，你可以随手买一杯喝。”孙振天说道，“在食品领域我们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似乎只有让人参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改变目前这种大面积的粗放式种植，让参农们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种，人参和森林之间才会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